对话杰出科技青年奖获得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孙国哲：高水平公共卫生服务的细节化思考

　　人物简介

　　孙国哲，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病区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学组副组长、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医工融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深耕心血管内科领域15年，长期聚焦心脑血管疾病人群防治与临床介入诊疗。师从孙英贤教授，团队首创社区医生主导的强化降压干预模式，擅长复杂冠心病介入诊疗，率先开展顽固性高血压介入治疗。入选“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沈阳市领军人才、中国医科大学青年拔尖人才。

　　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级课题5项。

　　学术成就

　　以第一/通讯作者在《The Lancet》《Nature Medicine》《JAMA Netw Open》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SCI论文35篇；两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推广实效

　　所在团队首创的社区医生主导的强化降压干预模式可有效提升血压控制率、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与痴呆风险，成果推广至多省，惠及群众24万余人。研究成果支撑中、美、欧、WHO多项国际权威指南、共识更新，为全球心血管疾病防控提供了重要中国方案。

　　一、初心与职业长期方向

　　1. 真正有价值的心血管工作，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堵塞的血管打开，更重要的是在更早的时期帮助患者避免走到这一步

　　提问：您深耕心血管领域15年，为何选择以高血压人群防控与介入诊疗为核心方向，初心与契机是什么？

　　孙国哲：我选择以高血压人群防控和介入诊疗作为自己的核心方向，其实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在学习、科研和临床工作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最早的契机，应该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那时候我跟随孙英贤教授，参与基层高血压防控相关研究。通过这个过程，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基层和农村高血压患者的真实状况。过去在课堂上学习高血压，更多是从诊断标准、药物治疗和指南推荐去理解；但真正进入基层以后，会发现高血压不是一个简单的“血压数值”问题，而是和患者的健康意识、用药习惯、就医条件、基层医生管理能力，以及整个慢病管理体系都密切相关。

　　在基层现场，我看到很多患者并不是不需要治疗，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治疗，而是缺少持续、规范、可及的管理。有些人不知道自己血压高，有些人知道血压高但没有规律用药，有些人血压一降下来就自行停药，还有一些人因为距离医院远、复诊不方便、药物选择有限等原因，长期处于血压控制不达标的状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逐渐意识到，高血压防控的意义不只是把某一次血压降下来，也不仅是明确如何降压如何用药的科学问题，而是要通过长期、规范、系统的管理，真正实现长期血压控制进而降低患者未来发生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深。它让我很早就认识到，心血管疾病防治不能只盯着医院里的终末端救治，更应该把关口前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高血压患者数量庞大、基层人群负担很重的国家，怎样依托基层医生、社区和农村医疗体系，把筛查、治疗、随访、健康教育和风险评估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和公共卫生问题。可以说，硕士期间参与孙英贤教授团队的基层高血压防控项目，是我后来持续关注高血压人群管理和慢病防控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又在临床一线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介入诊疗的重要性。心血管疾病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伴有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的患者一旦发展到急性心肌梗死、严重冠脉狭窄或者危重冠心病阶段，往往就是分秒必争。很多患者因为急性胸痛来到医院，甚至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这个时候，介入治疗能够在关键时刻开通血管、恢复供血、挽救心肌，甚至挽救生命。导管室里的这些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介入诊疗是心血管疾病救治体系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但也正是因为做了临床、做了介入，我反而更加理解高血压等危险因素前端防控的重要性。很多进入导管室的患者，回过头看，往往都有多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更早阶段被发现、被规范管理，很多严重事件也许是可以推迟甚至避免的。所以，对我来说，介入治疗让我看到了疾病发展到临床事件时救治的紧迫性，而基层高血压防控让我看到了疾病发生之前预防的必要性。

　　因此，我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心血管医生既要有处理急危重症、开展介入诊疗的能力，也要有把疾病防控关口前移的意识。高血压人群防控和介入诊疗并不是两个割裂的方向，而是心血管疾病全周期管理的前后两端。前端，是通过基层筛查、规范用药、长期随访和数字化管理，尽可能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后端，是对已经发生冠心病或急性心血管事件的患者，通过及时、精准、规范的介入治疗改善预后。

　　如果说初心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希望少一些患者因为长期血压控制不好而发生急性心脑血管事件，少一些患者因为危险因素没有得到管理而走进导管室，少一些家庭因为这些疾病而承受沉重负担。我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真正有价值的心血管工作，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堵塞的血管打开，更重要的是在更早的时期帮助患者避免走到这一步。《“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以及《健康中国行动2030》均提出慢病防控是国家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也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的重点工作内容。

　　所以，我选择这个方向，本质上是临床问题推动的结果。硕士阶段参与基层高血压防控，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慢病管理的巨大需求；毕业后进入临床和介入工作，又让我看到了急危重症救治的现实价值。两段经历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后来长期坚持的方向：一方面深耕高血压人群防控，把风险控制在前端；另一方面重视介入诊疗，把已经发生严重病变的患者救治好。最终目标还是回到患者身上，让更多人少发病、晚发病，即使发病也能得到更及时、更规范的治疗。

　　2. 实现“完成临床工作”到“真正理解临床问题”的转变

　　提问：从临床医师成长为教授、博导，并取得国际一流科研成果，您认为职业发展中最关键的成长节点是什么？

　　孙国哲：我觉得最关键的成长节点，首先是从“完成临床工作”到“真正理解临床问题”的转变。年轻医生刚进入临床时，更多关注的是把每一位患者诊断清楚、治疗规范、操作安全，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训练。但随着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我逐渐意识到，很多临床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个体病例层面，而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类患者反复出现类似结局？现有治疗和管理中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哪些问题是指南已经回答了，哪些问题在中国人群、基层场景和真实世界中仍然没有解决？我觉得这是临床医生成长为科研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有从日常诊疗中看见共性问题、关键问题，科研才不会脱离临床，才有可能真正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从“个人努力”走向“平台建设和团队协同”。高水平临床研究不是一个人单靠热情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稳定的研究方向、规范的研究设计、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完善的随访体系，也需要临床医生、基层医护、统计人员和研究生共同参与。对我来说，逐渐承担国家级课题、培养研究生、带领团队发表高水平成果，关键在于不再只把科研理解为写一篇文章，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系统工程：从提出临床问题，到设计研究方案，再到组织实施、数据分析、结果解释和推广应用，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推敲。身份从临床医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变化，本质上也是责任的变化――不仅要自己做好临床和科研，更要带领团队建立可持续的研究能力，培养年轻人，把临床经验转化为高质量证据，最终推动学科发展和患者获益。

　　3. 临床实践与真实场景凝练瓶颈与问题，科学研究探索方案形成证据，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互为一体

　　提问：临床、科研、教学三重压力下，您如何实现临床问题驱动科研、科研成果反哺临床的良性循环？

　　孙国哲：我觉得临床、科研和教学表面上看是三重压力，但如果真正把方向理顺，它们其实不是彼此割裂的三件事，而是可以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闭环。对临床医生来说，最宝贵的科研问题一定来自一线。每天面对患者时，我们不仅要完成诊断和治疗，更要有意识地去思考：哪些问题是反复出现的？哪些患者按照常规治疗后效果仍然不理想？哪些管理环节影响了患者的长期预后？比如高血压患者为什么长期控制不达标，冠心病患者为什么在发生严重事件后才被系统管理，这些都不是单个病例的问题，而是可以进一步凝练为科学问题和研究课题的临床痛点。我的体会是，科研不能脱离临床患者，也不能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只有从临床中提出问题，研究才有方向，也才有现实意义。而科研成果最终也必须回到临床，不能只停留在论文发表。我们做高血压人群防控和心血管疾病管理研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一个理论，而是希望形成更规范、更可推广的管理路径。比如通过大规模人群研究和长期随访，明确哪些干预方式真正能够改善血压控制、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再把这些证据转化为基层医生可以执行的流程、患者能够坚持的管理方案，以及临床团队能够应用的风险评估和随访策略。这样科研才不是“临床之外的额外工作”，而是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工具。

　　教学在这个循环中也非常重要。作为研究生导师和临床带教老师，我更希望学生和年轻医生不仅学会看病、做操作、写论文，更要学会从临床现象中发现问题、从研究证据中寻找答案、再把答案应用回患者管理中。我们培养年轻人，不只是培养一个会完成课题的人，而是培养能够理解临床需求、具备科研思维、未来可以独立推动学科发展的医生。所以对我来说，临床提供问题，科研形成证据，教学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要这个逻辑是清楚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就不是简单的负担叠加，而是推动医生不断成长、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4.大规模心血管慢病基层防控研究离不开学校和医院提供的学科平台，也离不开团队长期扎根基层所形成的完整研究体系

　　提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平台与团队，为您开展大规模人群防控研究提供了哪些关键支撑？

　　孙国哲：大规模人群防控研究，绝不是靠个人力量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平台，也需要一支真正理解基层、熟悉临床、能够持续执行的团队。一方面，中国医科大学和医大一院在科研管理、伦理审查、项目实施、质量控制、统计分析和人才梯队建设方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把一个临床想法逐步变成规范的研究方案，再进一步落实到现场。大规模人群研究最难的地方，不只是样本量大，而是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规范、稳定、可持续，包括筛查、随访、用药管理、终点事件判定和数据质量控制，这些都离不开平台的系统支撑。此外，孙英贤教授团队对我的成长和研究方向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跟随孙英贤教授团队参与基层高血压防控项目，那是我真正进入这一领域的起点。这个团队最宝贵的地方，不仅是已经建立了长期、稳定、深入基层的人群研究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整套从临床问题提出、现场组织实施、基层医生培训、患者长期随访，到数据分析和国际论文发表的完整研究体系。对年轻医生来说，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中接受训练，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总结来说，学校和医院给我提供的是学科平台、临床资源、科研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孙英贤教授团队给我提供的是方向引领、方法训练和长期扎根基层的研究基础。正是这些支撑，让我们有条件去开展真正面向中国基层人群的大规模高血压防控研究，也让我更加明确，好的临床研究必须扎根真实场景，依托团队协作，最终回到患者获益和公共卫生价值上。

　　二、模式创新与核心突破

　　5. 社区医生主导的强化降压标准化路径的设计与攻坚

　　提问：您所在团队首创社区医生主导的强化降压干预模式，这一模式的设计思路是什么，研究中最大的难点与解决路径是什么？

　　孙国哲：这一模式是孙英贤教授带领团队长期扎根基层、持续探索后共同建立起来的成果。它的设计思路，最核心的是从中国基层高血压管理的真实问题出发。在农村和社区，患者平时最容易接触到的，其实是基层医生、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把高血压管理的主体真正放到基层，把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从“被动转诊者”转变为“主动管理者”，让他们在规范培训和上级医院支持下，承担起血压监测、用药调整、健康教育和长期随访的核心角色。这个模式的关键，不是简单地让基层医生多做一些工作，而是要建立一套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执行、能够长期坚持的标准化路径。比如，我们把强化降压目标、阶梯用药方案、随访频率、血压监测、生活方式干预和患者教育等环节尽可能流程化、工具化，同时通过培训、考核、远程指导和质量控制，让基层医生在统一方案下开展管理。这样既保证了干预的规范性，又符合基层医疗场景的实际条件。也正因为这个模式扎根在基层，它不只是一个临床试验方案，更是在探索一种适合中国人群、特别是基层高血压患者的慢病管理体系。

　　研究中最大的难点，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难点是大规模人群研究的执行一致性。我们的研究涉及大量患者、多个村镇和基层医疗点，每一位基层医生的经验、能力和工作习惯都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严格的标准化培训和过程管理，很容易出现不同地区执行不一致、随访质量不稳定、数据不完整等问题。第二个难点是患者的长期依从性。高血压是一种长期慢病，很多患者短期内没有明显症状，容易出现忘记吃药、自行停药、不愿复诊等情况，这些都直接影响干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团队采取的解决路径，是把“标准化”和“本土化”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统一培训、统一方案、统一药物调整流程、统一随访表格和数据平台，尽量保证不同基层点位执行同一套标准；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基层实际，让方案尽可能简单、清晰、可操作，减少基层医生和患者的执行负担。同时，我们建立了上级医院专家团队对基层医生的持续支持机制，通过定期反馈、质量核查和远程指导，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对于患者依从性问题，我们也不是只强调“按时吃药”，而是通过反复健康教育、家庭支持、随访提醒和血压结果反馈，让患者真正理解长期控制血压的意义。

　　所以，如果总结这个模式的价值，我认为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把高血压防控从医院里的单次诊疗，转变为社区和乡村中的持续管理；把基层医生从慢病防控的末端执行者，转变为患者长期管理的核心力量。这个成果是团队长期积累和集体协作的结果，也说明只要给基层医生足够清晰的路径、规范的培训和持续的支持，他们完全可以在重大慢病防控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6. 高血压防控不能只看眼前的血压达标率，也不能只看短期心脑血管事件，而要放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框架下去理解

　　提问：您的研究证实强化降压可降低痴呆风险，这一发现对全生命周期心脑健康保护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孙国哲：我觉得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高血压管理的价值。过去谈到降压治疗，大家更多想到的是预防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心脑血管事件；但我们团队发表在医学顶刊《Nature Medicine》的中国农村高血压项目(CRHCP-3)研究证明，强化血压控制不仅保护心脏和血管，也可能对大脑认知功能产生长期保护作用。

　　从医学意义上讲，这个发现把高血压管理从“心血管事件预防”进一步拓展到了“全生命周期心脑健康保护”。痴呆往往发生在老年阶段，但它的风险累积可能早在中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高血压长期控制不好，会造成脑小血管损伤以及卒中风险增加，这些都可能影响认知功能。因此，我们的研究提示，痴呆防控不能等到记忆力下降以后才开始，而应该把关口前移到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危险因素管理阶段。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在给患者做降压治疗时，不仅是在预防一次脑卒中或一次心梗，也是在帮助患者尽可能保持更长时间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

　　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庞大，人口老龄化又在不断加深，痴呆已经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很多痴呆患者后期需要长期照护，会给家庭成员带来很重的照护压力。如果通过基层医生主导的强化降压管理，就能够在大规模人群中降低痴呆和认知功能受损风险，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只是改善个体预后，而是为我国慢病防控和老龄健康管理提供了一条非常现实、可推广的路径。

　　所以我认为，这项研究真正想传递的理念是：高血压防控不能只看眼前的血压达标率，也不能只看短期心脑血管事件，而要放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框架下去理解。把血压控制好，实际上是在保护血管、保护心脏、保护大脑，也是在为健康老龄化争取时间。这也是我们团队持续深耕基层高血压防控研究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7.离开研究团队以后，基层医生能否成为长期管理的主体、患者能不能长期依从、地方医疗体系能不能承接是基层慢病防控模式成败的关键

　　提问：从基层落地到多省推广，惠及24万余人，您如何保障防控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孙国哲：我觉得基层慢病防控模式能不能真正推广，关键不在于它在一个研究现场做得多精细，而在于它离开研究团队以后，基层医生能不能继续做，患者能不能长期配合，地方医疗体系能不能承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把“标准化”和“本土化”结合起来，在设计和推广这一模式时，尽可能把核心流程标准化、简明化、基层化。比如筛查怎么做、血压怎么测、哪些患者需要强化管理、药物如何调整、随访多久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上转，这些都要形成清晰、统一、可执行的路径。只有基层医生看得懂、做得到、能坚持，模式才有复制的基础。

　　在多省推广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三件事。第一是标准化培训，让不同地区的基层医生掌握同一套管理理念和操作流程，而不是各做各的。第二是质量控制和持续反馈，通过数据平台、随访记录、血压上传和定期督导，及时发现执行中的偏差，比如血压测量不规范、随访不及时、用药调整不到位等问题，并及时纠正。第三是因地制宜地落地，因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条件、患者健康意识、药物可及性和管理能力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推广不是简单复制一个模板，而是在保持核心干预原则不变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条件优化执行方式。也就是说，核心标准要统一，实施路径要适应地方实际。

　　可持续性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这个模式真正嵌入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而不是只依赖课题周期。高血压管理本来就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最重要的慢病管理任务之一，如果通过培训、数字化工具和上级医院支持，把基层医生的能力提升起来，把患者长期随访机制建立起来，这个模式就可以从“研究项目”逐渐转变为“日常工作”。我们团队过去从基层落地到多省推广，累计惠及24万余人，最核心的经验就是：不是把专家带到每一个地方去管理患者，而是把一套可执行的体系留在基层，让基层医生成为长期管理的主体。

　　8. 研究被欧美等指南关注或采纳，不止说明中国经验走向国际，更说明全球高血压管理正在越来越重视基层、团队化、标准化和可推广性

　　提问：您的成果被中、美、欧等国际指南采纳，您认为中国基层防控经验对全球高血压管理有何启示与价值？

　　孙国哲：我们的中国农村高血压项目，证明了在资源相对有限、患者数量巨大、医疗服务可及性不均衡的情况下，高血压管理并不一定只能依赖大医院和专科医生，而是可以通过清晰的标准化流程、规范培训和持续质量控制，把基层医生如村医等，真正转化为慢病管理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对于很多同样面临高血压负担重、基层资源不足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项经验向国际同行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施证据”。过去很多高血压管理证据来自医疗资源较集中的欧美地区，但真正的全球难题，往往在基层、社区和低资源地区。中国人口规模大，城乡差异明显，基层慢病管理任务重，因此如果一种模式能够在中国基层被验证有效、可复制、可持续，本身就说明它具有很强的现实适应性。本项目为全球高血压基层防控提供里程碑证据和经验。

　　从更深层看，中国基层防控经验的价值，不只是提高血压控制率，而是推动高血压管理理念从“临床诊疗”转向“基层管理”。通过基层医生持续随访和规范干预，可以更早发现风险、更及时调整治疗、更长期维持血压达标，从而减少心脑血管事件，也为认知功能保护和健康老龄化提供基础。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研究被中、美、欧等指南和共识关注或采纳，我认为它的意义不只是中国经验走向国际，更说明全球高血压管理正在越来越重视基层、团队化、标准化和可推广性。中国基层防控模式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是在严格条件下完成的临床研究，而是在真实基层环境中形成的系统解决方案。

　　三、高水平公共卫生研究产出与政策转化

　　9. 公共卫生研究不能只从概念出发，而要来自真实患者和真实场景

　　提问：您在《柳叶刀》、《自然・医学》等顶刊发表多篇论文，临床医生做高水平公共卫生研究的关键是什么？

　　孙国哲：我觉得临床医生做高水平公共卫生研究，关键首先是要善于从临床一线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公共卫生研究不能只从概念出发，而要来自真实患者和真实场景。比如高血压患者为什么长期控制不达标，基层患者为什么难以持续规范管理，心脑血管事件能不能通过前端干预减少，这些问题都来自临床，但背后其实是很重要的人群健康问题。

　　第二，是要把临床问题转化成可实施、可评价、可持续的研究方案。好的研究不能只在理想条件下成立，而要能真正落到基层，基层医生能执行，患者能配合，随访能坚持，数据质量能保证，最终形成可以推广的防控模式。高水平论文只是结果，更重要的是研究能不能真正改变临床和基层管理实践。

　　当然，这些工作离不开平台和团队支持。学校和医院为我们提供了临床资源、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孙英贤教授团队长期扎根基层，形成了稳定的人群研究基础和现场执行体系。正是有学校、医院和团队的共同支撑，我们才能把临床问题真正做深、做实，形成国际领先的中国证据。

　　10. 临床需求、科学问题与政策应用的三位一体导向

　　提问：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您如何把握临床需求、科学问题、政策应用三者的统一？

　　孙国哲：我在设计课题时，一直和我的学生强调，不能只做“论文型研究”，而要做“问题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首先要从真实临床场景中找问题，特别是那些患者负担重、基层需求强、现有体系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次要用严谨的科研设计把问题回答清楚，比如通过大规模人群研究、随机对照试验、长期随访和规范的数据分析形成可靠证据；最后还要考虑成果能不能被基层医生执行、能不能被管理部门采纳、能不能形成可推广的技术路径或政策建议。只有这样，课题才不是停留在实验室或论文中，而是能够真正转化为慢病防控能力。

　　对我来说，国家级和省级课题更强调面向国家需求和区域需求。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心血管疾病负担较重，基层慢病管理任务也很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回答医学科学问题，也要服务区域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治理。把临床需求、科学问题和政策应用统一起来，本质上就是坚持科学问题从患者中来、研究成果到人群健康和政策实践中去。这样做出来的研究，才既有科学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11. 研究成果既要回答“这个干预有没有用”，还要回答“谁来做、怎么做、成本是否可承受、不同地区能不能推广”

　　提问：从研究成果到指南更新，您认为临床研究转化为国家防控政策最核心的环节是什么？

　　孙国哲：我觉得最核心的环节，是研究结果必须从“有效”进一步走向“可推广”。一项临床研究即使结果很好，如果只是在特定团队、特定地区、特定条件下能够完成，那么它就不足以支撑政策转化。真正能够进入指南、影响政策的研究，需要证明它不仅有明确的临床获益，还要在真实世界中具备可复制、可执行、可持续的特点。也就是说，既要回答“这个干预有没有用”，还要回答“谁来做、怎么做、成本是否可承受、不同地区能不能推广”。

　　对基层高血压防控来说，政策转化的关键在于把研究证据变成基层可以落实的路径。比如治疗目标如何设定，基层医生如何培训，用药调整如何规范，随访频率如何安排，质量控制如何保障，哪些情况需要转诊，这些都需要从研究方案进一步提炼成清晰的技术规范和管理流程。只有当证据能够被基层医生理解、被医疗体系承接、被管理部门采纳，才有可能真正从论文走向指南，再从指南走向大规模人群获益。

　　所以我认为，临床研究转化为国家防控政策，不只是发表高水平论文，而是要形成一整套证据链和实施链。前者证明科学性，后者决定落地性。最终目标不是让研究停留在学术影响力上，而是让它成为可推广的防控策略，真正服务基层慢病管理和健康中国建设。

　　四、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与青年期望

　　12. 以临床能力为根基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提问：作为博导与临床专家，您在培养临床+科研复合型青年医师方面有哪些理念与做法？

　　孙国哲：我觉得培养“临床+科研”复合型青年医师，首先不能把临床和科研割裂开。临床能力永远是基础，年轻医生只有真正理解疾病、理解患者、理解诊疗流程，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科研问题。所以我对学生和年轻医生的要求，第一是把临床基本功打牢，认真看病、规范诊疗、重视随访，在临床一线培养问题意识，而不是一开始就急着做课题、写论文。

　　第二，引导他们学会把临床问题转化为科研问题。很多年轻医生在临床中会看到现象，但不知道如何凝练问题。我的做法是带着他们从具体病例出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反复出现？是不是影响患者预后？现有指南和证据有没有回答？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通过队列研究、临床试验或真实世界研究去验证？这样慢慢训练他们形成从“发现问题―设计研究―验证结果―回到临床”的思维闭环。

　　第三，让年轻人进入团队协作和真实研究场景。高水平临床研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需要临床、统计、公共卫生、基层现场和数据管理等多方面配合。我希望学生不仅会分析数据，也要懂研究设计、质量控制、现场执行和论文写作。最终培养的不是单纯会做实验或会写文章的人，而是既懂临床需求、又有科研思维，还能把研究结果真正用于改善患者管理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13. 青年研究者选定方向后，尽快补齐三种能力

　　提问：对于投身心血管疾病防治的青年研究者，您在职业规划与创新方向上有哪些建议？

　　孙国哲：从职业规划上讲，我建议青年研究者不要过早把自己定位成“只做临床”或“只做科研”，而是先在临床一线把基本功打扎实，因为临床基本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真正看懂疾病、看懂患者，也决定了未来提出的科研问题是不是有价值、有温度、能落地。年轻医生只有真正经历过完整的诊疗过程，才知道患者最需要什么、临床最缺什么。早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长期愿意投入、同时又有团队基础支撑的方向。选定方向以后，要尽快补齐三种能力：一是规范临床诊疗能力，二是临床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能力，三是组织协作和执行能力。只有这样，未来无论做临床试验、队列研究，还是真实世界研究，才能真正落地。

　　从创新方向上讲，我认为青年研究者要少追“概念上的新”，多关注“问题上的真”。心血管防治未来很重要的创新，不一定都来自高精尖设备，也可能来自基层管理流程优化、风险人群早期识别、数字化随访、人工智能医疗、卫生经济学评价和政策转化。比如一个高血压患者为什么不能长期达标，一个冠心病患者出院后为什么容易失访，一个基层医生为什么难以规范调整用药，这些看似普通的问题，如果能用科学方法系统解决，就可能形成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青年研究者要把创新建立在真实临床场景中，既能回答科学问题，也能被医生使用、被患者接受、被基层长期执行，这样的方向才有持续生命力。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文|季绍华、孟庆杨